>吉他是槍 歌聲是子彈:勇於追求藝術的窮小孩 Víctor Jara

台灣立報
更新日期:2010/07/30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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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珍季

新歌運動在智利的盛行並不是孤立現象,這是一場燒遍整個拉丁美洲的燎原大火。無數清純的音樂、真摯的歌曲,優秀的歌手、音樂家像是浴火鳳凰從苦難、貧窮的大地上飛騰,使這個血液裡流淌著音樂感的民族血質更濃、更烈。1967年、1972年分別在古巴召開了兩屆拉丁美洲音樂研討會,在會中拉美藝術家討論了文化殖民主義與依附、音樂與革命等重要議題,並聲援智利人民民主鬥爭、美國人民反侵越戰爭和波多黎各人民爭取獨立鬥爭。

生於佃農之家 看見母親的艱難Víctor Jara(維克多‧哈拉)生於1932年9月28日,卒於 1973年9月16日,出生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市郊區的 Lonquén 農村中,父母親都是身份卑微的佃農。父親 Manuel Jara 沒接受教育,佃農的工作也實在沒有辦法維持一家人的開銷,所以他希望他的小孩最好能夠不要讀書、盡快工作、賺錢養家。因此,維克多六歲時就開始在農地裡工作。

因為沒法找到穩定的工作養活這一大家子,Manuel Jara 開始酗酒、家暴,和維克多的母親 Amanda Martínez 的關係變得同床異夢,後來在維克多以孩童身份出外找工作時就離家出走,母親 Amanda 開始獨力扶養一家人。Amanda 是印第安和拉丁民族混血,帶有深厚的阿勞卡尼亞人(阿根廷西部和智利的印第安族)血源,個性堅毅不屈、吃苦耐勞,並且強烈堅持要孩子們一定接受教育。即使她本身不識字,她依然努力自學,彈吉他、鋼琴,在鎮上的婚禮或者喪禮上彈唱傳統歌曲,以微薄的收入養活維克多和他的弟妹們。因為懂得母親的艱辛,維克多在學校始終是表現優異的孩子。

後來,母親為了賺更多錢,帶著5個小孩搬到聖地牙哥,住在破屋子裡,靠著在市集擺攤賣小吃營生。不幸,頑強的母親依舊逃不過死神無情的召喚,過度勞累而猝死在小吃攤上。母親死的時候維克多才15歲,此後,他得靠自己過活,剛開始他學當會計,後來他搬到神學院學當神父。然而,幾年後他對教會的幻想破滅,離開神學院,當兵當了幾年,他回到故鄉追求民間音樂和劇場的興趣。

導演戲劇 發展智利民族文化1955年維克多考上智利大學戲劇學校,得到了演員班3年的學習機會。同班同學大都來自中上階層家庭,誰也不了解他的背景,只知道他很窮,窮到連公車票都買不起。為了演一隻熊,清晨步行到動物園觀察熊,後步行上課,然後課後再步行到動物園繼續觀察,他是學校裡最勤奮的學生。

3年的學習過程中,他經常到南方紐布萊省,紐布萊是他母親的故鄉,也是智利傳統的民歌故鄉,他與農村朋友一起收麥子、喝酒、聊天、唱歌,交了很多農村朋友,學會農民的語言,記錄了許多真摯、樸素的民歌。所以,維克多的一生始終帶有這樣強烈的色彩,他沒有背離過撫育自己長大的底層人民,生活中也沒離棄他們。

對於藝術,因為比別人更努力的付出,維克多很快成為戲劇學校的老師及導演,多次獲獎並受邀到英國訪問。傑出青年導演之路已經展開,照道理,維克多可以過得衣食無缺,不過,他繼承了 Violeta Parra(比奧萊塔‧帕拉)的精神,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的道路,然而藝術的路本來就不平順容易,因為藝術的真諦埋藏在大地的深處。

維克多渴望在舞台上將智利的民族文化瑰寶展現給大家,每排演一齣戲前,他一定要到農村、山區去蒐集語言、動作、音樂、思維,同時,他從來沒有放棄對民歌演唱和作曲的熱愛。

結識新歌運動歌手 為人民發聲維克多還往音樂界發展,成為新民謠歌手的中心人物,而這些新民謠歌手領導了智利的新歌運動(Nueva Canción Chilena),並在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統治下蔚成一股音樂改革。

維克多受到智利、南美其他國家的民間傳說深深的薰陶,尤其受到新歌運動始祖Violeta Parra(比奧萊塔‧帕拉)和 Atahualpa Yupanqui(阿塔瓦爾帕‧尤潘基)以及詩人 Pablo Neruda(聶魯達)的影響最多。1950年代中旬,維克多開始汲取民間歌謠,並且以 Cuncumen 多人團體開始了歌唱生涯。50年代末,維克多經常參加比奧萊塔‧帕拉舉辦的藝術家聚會,與帕拉進行長時間關於民歌的懇談,向帕拉學習音樂。帕拉還為維克多寫歌,她就像是他的導師,而他接受她的諄諄教誨,並且繼承了比奧萊塔‧帕拉做為智利歌魂的精神。60年代時,他毅然地投入音樂工作並且獲得由比奧萊塔‧帕拉的姪女 Ángel Parra 在聖地牙哥市主持的 La Peña de Los Parra 演唱機會。

因為歌手們的相助,維克多專心投入拉美民謠音樂的新歌運動。他在1966年出版第一張唱片,到了1970年離開劇場工作,投入了音樂生涯。他的歌曲結合了傳統民謠音樂和左翼政治行動主義,這個階段他的著名歌曲有《Plegaria a un Labrador(為工人祈禱)》和《Te Recuerdo Amanda(我記得您,Amanda)》。他支持人民團結陣線候選人 Salvador Allende(阿連德)參選智利總統,參與了阿連德的競選活動、政治工作、並且舉辦免費的演唱會。

維克多‧哈拉在1972年那一場談音樂與革命的會議上說:

「如果在音樂創作的背後沒有一個革命的人,那就不會有什麼革命歌曲。我所說的革命不是指知識份子的浪漫主義、標語口號或革命幼稚病。我指的是在我們人民的感情表述中,那部分最高貴、最樸素、最深沈、最真摯的東西。」

維克多描寫的歌大多數都是社會底層的形象,他的歌有古代敘事民謠的風格,也像濃縮的短篇小說,用簡鍊、生動的詩句描寫景色、環境、人物動作、感情和思想,最重要的是,他的歌流露出對底層人民的感情,對他們真實生活狀況的貼切了解。維克多在故鄉拜訪過一位終生編皮鞭和套索的老鄰居,寫了《套索》歌曲:

雖然他的手那樣枯老/

編起皮件來卻很有力/

那雙又粗又柔的手/

就像他擺弄的動物的皮/

在他的手上和混濁的目光裡/

多少時間悄悄地流去/

但是沒有一個人對他說/

這把年紀了,你該休息/

他編的套索傳遍南北東西/

直到山區和海濱/

但是老人自己從來講不清/

村子以外的距離。

反抗帝國資本主義維克多深深感受到窮國與富國的鴻溝。在一次受邀參訪英國的機會遇見一位女演員,女演員對他說:「You look so civilized.(你看起來挺文明)」維克多覺得可笑,難道拉美還只是食人族和熱帶雨林嗎?所以,維克多對資本主義對於文化的滲透有高度的警覺和體悟。他也深刻體會美國帝國主義懂得運用音樂的魔法,向年輕朋友進行如招魂般的法術,透過商業生產的管道,將抗議歌手定型成偶像,然後麻痺青年天生的反抗性,他接觸過嬉皮,通過自己的音樂向美國青年傳達拉美青年的鬥爭和感受。

6、70年代,身為導演和歌手的維克多訪問過許多國家,他與剛革命成功的古巴人民保持密切聯繫,仔細考察革命後的社會變化,與切‧格瓦拉(Che Guevara)進行交談。在一封寫給他的英國妻子的信中,他表達了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疑議,他說資本國家以為藉助新聞可以「提綱挈領」、「不偏不倚」知道世界,但這或許也是一種毒害,因為各種新聞使人目不暇給,一下是轟炸越南;一下是輪船失事,少數人生還;一下又是本週流行的唇膏和狗食新產品,人們沒有時間挑選,也沒有時間思考內容,人們四處尋求生存的意義;如果生活的「文明」是這樣,他寧願像現在這樣:放鬆、粗糙、自由,儘管智利有其他缺點,但是在智利,土地是土地,麵包是麵包,人們能夠找到自我。

通過和平道路創造社會主義路線60年代末、70年代初,智利的政治局勢進入白熱化階段,維克多走進工廠、走向礦山,他勇敢與人民站在一起,成為他們的歌喉。

1969年3月9日,智利內政部長派鎮暴警察飛到南部蒙特港,強行驅散91戶流離失所佔地蓋房的農民,7位手無寸鐵的農民與一位嬰兒死於機關槍掃射下。於是他創作了《蒙特港之問》義正辭嚴直呼內政部長,得到無數人民轟隆的掌聲,這是他人生中莊嚴的時刻,永遠銘刻在他的心。

維克多後來應邀演唱,遇上了衝著他而來的騷動,發起人就是內政部長的兒子,他從此知道他已經走上一條佈滿荊棘的險路。他感到「一個藝術家,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創造者,他就是一個和游擊隊員一樣危險的人,因為他的溝通和傳播能量是巨大的」,可是他不退縮,因為他知道「如果歌手沉默,生活也將沉默,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首不朽的歌……歌手你不能沉默,因為寂靜使人膽怯,沒有勇氣驅惡鬥邪,歌手從來就不懂得屈服,他絕不會面對罪行沉默無言……」(如果歌手沉默)。

1969年智利體育場舉行第一屆新歌運動節,維克多受解放神學的影響,意識到原始基督教中的人道主義對拉美人民的意義,創作了《向農夫的祈禱詞》,深情的曲調、悠緩的節奏莊重地向勞動者發出祈禱:

站起來吧,望著那山岡/

從那裡傳來了風、流水和陽光/

你操縱著河流的方向/

你將自由的靈魂播撒向四方/

站起來吧,看著你的雙手/

要想壯大就握緊你兄弟的手/

讓我們團結起來在血流中向前走。

這次新歌音樂節,維克多得到第一名,成為風雲人物,但是敵對勢力也因此將之視為眼中釘。不過,音樂節確立了「智利新歌」的特色:以智利人民喜聞樂見的音樂節奏為主要節奏,以印第安樂器和吉他等民間樂器為主要伴奏樂器。

1970年,大選將近,支持阿連德的人民和維克多集體創作《Venceremos》(我們必勝)一歌後,阿連德當選智利總統。1970年到1973年阿連德的「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期間,人民恢復了崇高的地位,當一年一度的洪水氾濫期,聖地牙哥不再是窮人流離失所的城市,大學師生們紛紛走出救災。

維克多以積極忘我的姿態參加人民團結陣線,他寄予滿腔熱情,寫道:

「我真想變成十個人來做十倍應該做的事情。我們遇到千載難逢的機會,嘗試通過和平道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不應該放棄這個機會,全世界都在期待我們。」

1972年,維克多導演一場文藝表演慶祝智利詩人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聶魯達是深受智利人民喜愛的詩人,他也是第一個公開呼籲人民接受西班牙內戰的教訓、警惕軍事政變的人。

隨著智利總統阿連德在遭到暗殺威脅時都得不到警方的保護,甚至還得自己拿著手槍保護家人,人們發現到通過民主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艱難,或將是一場悲壯的鬥爭。維克多也隱約察覺到反革命的陰影,因為在1967年,Che Guevara(切‧格瓦拉)早已上演過革命者和追捕者的角逐,最後死於玻利維亞。

慘遭右翼軍政府毒手1973年9月11日,聖地牙哥市一切看似平常其實波濤洶湧,阿連德總統按計畫參加科技大學的「反法西斯份子內戰恐怖主義」展覽,維克多也準備前往,於車上打開收音機聽到阿連德斷斷續續的告別演說:

「這肯定是我最後一次向你們講話的機會。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我只能對勞動者們說,我不辭職,我將以我的生命來回報人民的忠誠。我要告訴你們,我堅信,我們在智利人民心中播下的種子值得成千上萬智利人自豪,它絕不會死滅。罪行和武力都無法阻止社會的進程。歷史是我們的,創造歷史的是人民。」

那天,智利政變,阿連德總統拒絕離開總統府,死於府內。維克多和其他老師們、學生們被軍方封鎖在校園中,寒冷夜裡,他們互相依偎,為祖國的未來憂心忡忡,維克多用歌唱來鼓舞士氣,激動人心的歌聲幫助大家度過寒冷和恐怖。

12日早晨,維克多以及好幾千人被捕,囚押帶往智利體育場。往後幾天裡,時時刻刻都有人被軍方凌遲至死,維克多數次被打、凌遲;甚至打到肋骨、手骨斷裂,透過同樣被捕人的證實,軍方還嘲諷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維克多再用他斷裂的手掌彈吉他給他們聽,於是他抱著必死決心用嘶啞的嗓子唱著《Venceremos(我們必勝)》,這首歌是支持阿連德政府的歌曲之一,體育場裡又響起了熟悉的聲音,這也是維克多以《向農夫的祈禱詞》獲得新歌音樂節第一名之地,所有的人熱淚盈眶。維克多飽受凌遲,後來,又被毆打,16日,在機關槍的掃射下死亡,屍體被曝屍在聖地牙哥郊區的路上。他死得極慘烈,與他的歌曲主題提倡愛、和平、社會正義成了強烈的反比,也使得維克多‧哈拉成為橫跨拉丁美洲為人權和正義奮鬥的代表。

維克多摯愛的妻子 Joan Turner Jara 被允許取回他的屍體,證實他所遭受的身體迫害,在為維克多舉辦喪禮後,Joan 悄然離開智利。

軍人獨裁政權把與人民相連結的「智利新歌」視為洪水猛獸,不僅禁止播放維克多和其他新歌歌手的音樂,還把演奏用的印第安樂器視為具有顛覆性的樂器,他們極力燒毀一切音樂資料,甚是連歌手,比如比奧萊塔‧帕拉的兒女還遭到拘捕、拷打、流放、殺戮。但是,印第安樂魂不死,從母親大地深處誕生的音樂不滅。

1973年9月23日,深受智利人民愛戴的聶魯達病死醫院裡,人們都相信他死於巨大的悲憤。智利人民不管鷹犬軍人的目光為聶魯達舉行隆重葬禮,背誦著聶魯達的詩句:「兄弟,跟我一起誕生吧……請來看這遍地流淌的鮮血」,沿途許多人像送葬隊伍致敬,在墓地前雖有裝甲車囂張馳來,隊伍裡卻傳來一陣陣的呼喊:「聶魯達永遠和我們在一起!」,「阿連德永遠和我們在一起!」,「維克多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社會正義永不停歇 直到勝利2008年六月,智利法官 Juan Eduardo Fuentes 重新審查維克多的死因。法官說他將審閱維克多家人提供的四十項新證據。2009年5月28日,一位54歲的前徵召士兵 José Adolfo Paredes Márquez 被以謀殺維克多的罪名定讞,他早在一星期前就在 San Sebastián 市被逮捕,接著在2009年6月1日警方調查確認往維克多的頭部首先開槍的軍官姓名。當時,這名軍官把他當成玩俄羅斯轉盤的對象,放一顆子彈在左輪手槍彈膛裡,把槍口對準他的頭然後扳下扣扳機,軍官重複這個動作數次,直到一槍打在他頭上,維克多倒地。然後軍官命令兩位士兵(其中一個就是 José Adolfo Paredes Márquez)開槍將他打至死。法官則要求將維克多開棺驗屍,以求取更多死因的資訊。

Joan Turner Jara 返回住在智利,並經營維克多‧哈拉基金會,他被捕的體育場後來改名為維克多‧哈拉體育場,2009年12月3日,維克多的喪禮在體育場盛大的舉行,他的遺體、遺物受到數千人的尊敬,然後重新下葬於1973年的墳地,維克多的墓碑上還刻著:「直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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